“第七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 全国巡回分享会凉山站,主办方邀请笔者以“创新扶贫”为题发表主题演讲。我们过去习惯了讲“扶贫创新”,现在把这两个词颠倒一下,意思有区别吗?笔者不知道主办方用“创新扶贫”这个概念是不是有新的寓意,但越琢磨越觉得有意思,其折射出的可能就是我们近年来在贫困乡村开展公益实践产生的一些新认识。
目前,凉山是社会关注度最高的贫困地区。在政府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政策的引导下, 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和企业到凉山开展工作,但由于参与扶贫的机构和个人对贫困问题存在认识上的严重分歧,导致采取的扶贫方式差异极大,效果也喜忧参半。据估计,近年来全国每年投入凉山的公益慈善资金大约有2 亿-3 亿元。这些资源投入虽然给凉山带来了一些积极变化,但成效并不突出,没有对凉山精准扶贫产生整体性影响。为什么社会组织在创新方面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笔者结合这十几年在凉山开展的发展实践与行动研究,理清思路,梳理头绪, 希望引起大家的反思和讨论。
一
从“扶贫创新”到“创新扶贫”的转化
我国政府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已有3 年多时间。最初,社会组织参与的热情并不高。因为大家对扶贫工作的理解还停留在传统的思维当中,认为只有那些能够扶持贫困家庭发展生产以增加收入的项目才是扶贫,随着教育扶贫、文化扶贫、健康扶贫、旅游扶贫等概念的提出,才发现自己做的工作也可以纳入精准扶贫的范畴。也就是说,只要是针对贫困人群开展的工作都可以纳入扶贫的范畴。
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过去提倡的“扶贫创新”是指在支持贫困家庭发展生产以增加经济收入的策略和方法上有新的突破。也就是说,“生产增收”的目标没有改变,但实现目标的策略和方法需要创新。而现在提出的“创新扶贫”的概念,则突破了“通过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限定性要求, 把扶贫工作的范畴扩大为围绕贫困人群所提供的各种支持和服务。这里的贫困人群不单指政府的精准扶贫对象——绝对贫困人群, 而是包括所有贫困人口。
事实上,扶贫工作从单一经济发展指标向综合发展指标的转变是有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的。
从国际层面上看,联合国在《1997 年全球人类发展报告》中, 提出一个用来测定贫困程度的新指标——人类发展指数(HDI), 主要测定人类生活中三个要素短缺情况,即寿命、知识和生活体面程度。2000 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明确将贫困概念扩大到不仅指物质的匮乏( 以适当的收入和消费概念来测算)、低水平的教育和健康, 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的脆弱性, 以及不能表达自身的需求和缺乏影响力。亚洲开发银行主张的一种观点则认为“贫困是一种对个人财产和机会的剥夺”。
上述认识没有把贫困等同于物质匮乏,也没有把贫困的原因归咎于自然、历史和文化的影响,而是把贫困视为机会和权利不平等的结果,是社会缺乏公平和正义的表现。贫困所反映的不仅仅是经济收入低下,还突出表现在缺乏教育和健康等基本服务。
从政府政策层面上看,目前中国政府确定的2020 年要达到的精准扶贫的目标是:“两不愁(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安全住房)”“四个好(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并且围绕这个目标制定了一系列考核标准。
综合发展目标的确立说明政府并没有把跨越贫困线作为唯一的扶贫工作指标,而是把教育、医疗、住房和精神文化生活等都纳入扶贫工作的范畴,扶贫攻坚建立在推动贫困地区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这就为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提供了政策依据。
因此,从“扶贫创新”转向“创新扶贫”,不仅要求从扶贫对象和扶贫内容上延伸和拓展,还必须在为贫困人群提供服务的策略、方法和途径上有新的探索。
二
凉山社会扶贫的类型和实践
采取什么样的扶贫方式取决于扶贫机构自身的经验、认识和能力,但核心还是对贫困问题的认知。如果单纯把贫困视为物质匮乏的状况,救济式扶贫就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如果把贫困视为贫困家庭获取生产资料的能力不足,那开发式扶贫就是能力建设的好办法;如果把贫困的原因归结为发展的机会和权利不平等, 那赋权式扶贫就是必然的选择; 如果把贫困视为乡村缺乏发展所需的各种必要条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采用社区综合扶贫的方式无疑是解决问题的主要策略。因此。我们大致可以把扶贫分成四种类型: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赋权式扶贫和综合式扶贫。
救济式扶贫是指政府、企业、慈善公益机构和爱心人士购买生活物资免费发放给贫困户或直接发钱给穷人, 以缓解其生活窘境。
近年来,投入凉山的社会扶贫资金大部分用在了单纯的发钱、发物的救济式扶贫上了。这种方式仍属“输血式”扶贫,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这是凉山社会扶贫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
我们认为,如果不是救灾,无条件地免费发放捐赠物资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只会滋生依赖心理, 助长不劳而获的思想。物质援助应该有条件,如果把物资捐赠与乡村基础教育、健康文明教育、文化传承、环境保护、产业扶贫等工作结合起来,改善发展条件并用物质激励的方式推动行为改变, 效果就会完全不同。
另外,大量慈善与扶贫捐赠资金被用于援建学校、幼儿园、卫生室等公共服务设施,这种做法在政府对乡村的公共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非常有必要。而随着政府投入的大幅增加,乡村教育和医疗公共服务设施已经基本完备。在凉山,除乡村幼儿园仍需要援建之外,其他硬件设施已经不需要占用社会捐赠资金了。那么,今后社会扶贫资金应该主要投向哪些方面呢?
许多人不知道,扶贫是非常专业而细致的社会工作,需要社会服务组织的专业团队用新的发展理念和管理模式来执行乡村发展项目,单纯凭借爱心、热情和责任感搞扶贫,只会越扶越贫,越帮越乱。而且,现在贫困乡村发展最迫切的需要是人才、技术、知识和信息,拥有这些软实力的也是专业社会服务机构。因此, 把社会扶贫资金主要用于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和社会服务网络建设, 普及乡村社工,培育农村新型合作组织,应该是未来的方向和目标。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形成“企业和个人捐款→基金会运筹→社会组织执行项目→公众舆论监督”的公益产业链。
开发式扶贫是把扶贫限定在经济层面,支持贫困户发展生产或解决其就业问题,以增加经济收入。我们采取的开发式扶贫方式先后在凉山实施了一些项目,比较典型的有以下3 个:
(1)凉山彝族妇女手工产品市场发展计划。2006-2007 年, 在世界银行中国发展市场计划支持下,我们聘请设计师和刺绣能手, 在对彝族传统刺绣工艺进行收集和研究的基础上,设计并制作出20 多种手工刺绣产品的图案和样式。然后,在昭觉县竹核乡和布拖县特木里镇组织会刺绣的妇女成立手工产品生产小组,进行简单培训后,发放针线和布料,让她们按样生产绣片。收购绣品后,加工成旅游产品,并建立了几个代售点。在项目期内完成了让妇女增加收入的目标。遗憾的是项目结束就停止了,但一些图案和样式一直有人在生产和销售,成为彝族服饰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2)“支持抚养孤儿的老人养猪”项目。2005-2008 年,我们在开展儿童救助的同时,尝试扶持那些隔代抚养孤儿的老人进行生产自救。给他们发放母猪,通过繁殖和销售仔猪获得现金收入。该项目非常成功,饲养一头母猪每年可以获得2000-4000 元收入。项目结束几年后回访,发现他们还在饲养发的母猪,一些老人依靠养猪把孙子孙女抚养得很好。
(3)“借羊还羊,礼品传递” 项目。2007-2008 年,我们利用“壹基金”典范工程奖励的资金, 在昭觉县和美姑县支持了100 个贫困户发展养殖业。每户发放两只多胎山羊,5 户发一只公山羊, 并给每户修建一个标准化羊圈。为了防止发放的羊被卖掉或吃掉,事先就确定好从养殖户回收的母羊将要传递的对象,让饲养户和传递户相互监督,成功完成了另外100 户的传递目标,一些农户在两年内把羊群发展到十几只。但由于有两个问题没解决好,约有一半的农户没有把养羊产业发展起来。
赋权式扶贫是指从消除导致贫困的某些因素入手,通过赋权增能,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所谓赋权就是把公民享有的权利还给他们,通过行使这些权利让自己的处境得到改善。这些权利包括生存权、受教育权、发展权、参与权等。
(1)赋予彝族女孩经济和社会发展机会项目。农村彝族女孩由于缺乏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渠道, 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很多女孩17 岁以后就结婚生子,还面临毒品和艾滋病的威胁。2006-2008 年, 在美慈国际组织和耐克基金会支持下,我们实施了“g l ow”项目。一是开发《青少年同伴教育手册》和《乡村青少年健康与生活技能培训手册》,动员和组织青少年接受系统培训,普及健康知识,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二是建立“入户动员→知识培训→ 技能培训→就业安置→跟进回访→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开发模式,培训和安置了600 多名17-24 岁的彝族女孩到城市就业。项目目标顺利实现,彻底改变了这些女孩的命运,也帮助其家庭实现了脱贫目标。
(2)感染艾滋病妇女治疗倡导与创业扶持计划。凉山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30% 左右是农村妇女,由于不了解艾滋病治疗的作用和政策,接受抗病毒治疗的很少,大多数在无助地等待发病死亡。2012-2017 年, 我们先后争取到默沙东春雷计划和欧盟项目的支持,开发《乡村艾滋病感染者培训手册》,在艾滋病问题最严重的乡村,组织妇女互助小组。一方面,在对她们进行艾滋病知识培训的基础上动员她们接受抗病毒治疗,相互鼓励和监督服药, 提高依从性;另一方面,根据每个妇女的家庭状况,和她们商议制订家庭综合扶持计划,发展家庭养殖业, 并资助其子女上学、看病。我们先后建立了30 多个妇女小组,鼓励900 多个妇女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疗,扶持其中280 多个家庭完成了创业计划。
综合式扶贫是指整合多方资源,扎根在一个贫困社区(村或乡),制订和实施社区综合发展规划,以探索乡村重建的模式。目前,几乎所有扶贫项目都是针对贫困人群和脆弱人群展开的,基于社区的综合发展项目很少,没有真正改变几个社区,成功的乡村建设模式也屈指可数。之所以面临这样的局面,是因为中国公益领域还是一盘散沙,习惯各自为政,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项目目标单一,缺乏可持续性。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2015 年8 月,我们在昭觉县日哈乡建立起乡村社工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志愿者、艺术家、设计师和学者来这里合作开展精准扶贫、文化保护、艺术教育、乡土教材开发、民居改造、青少年培训、影视制作等公益活动。我们正在与其他机构合作,计划把这里打造成为一个集公益实践、扶贫创新、文化创意和生态旅游为一体的交流合作平台,以链接全世界的创客、设计师、艺术家、社会组织、学术团队和企业,来此发现乡村价值,开发文化资源,培育发展主体,完善公共服务,把日哈乡建成“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示范点”。
三
社会组织开展创新扶贫的优势和潜力
由于发展极端不平衡导致的贫困问题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国际社会为此付出了几十年的努力, 形成了一系列反贫困理论、策略和模式。比如参与式发展理论、以社区为主导的扶贫模式等。通过发展援助,这些理论和方法已经在中国贫困地区实践了20 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熟悉这些理论, 借鉴这些经验和教训,是目前社会组织开展创新扶贫的知识基础。
我们在凉山贫困乡村从事的专业化社会服务说明,社会组织如果能够增强专业能力并转变观念和策略,广泛开展合作与交流, 扎根乡村,在地化运作,就能够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可以把社会组织的优势和潜力概括为几点:
第一,采取自下而上的社区动员与自组织形式开展工作,决策民主,管理规范,能够克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第二,尊重主体性,注重文化建设和权益保护,把赋权和能力建设放在首要位置;第三,善于吸取经验和教训,及时调整策略和办法,灵活性强,限制因素少;第四,掌握的外部信息和资源比较多,了解社会发展趋势,吸收先进技术快, 能够跨越地域限制、行业限制和数字鸿沟;第五,善于招募各种专业人才加入到项目团队中来, 培训和交流的机会多,学习提升的空间很大;第六,公益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感、奉献精神和社会服务能力都比较强,能够深入乡村,愿意在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开展工作。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工作杂志
设计:谢霄